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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朱熹:在辭官的道路上奔跑

    (2019-10-16 18:25:54)
    標簽:

    歷史

    隨筆

    文化

    雜談

    分類: 亂紅飛過

    朱熹:在辭官的道路上奔跑

    /晏建懷

     

    我曾有意無意間,對《宋史·朱熹傳》中的“辭”字作過一番檢索,一檢索,嚇一跳,朱熹傳中的“辭”字竟達三十二個之多,其中除了僅有五個“辭”是文辭等他意之外,其余全部是朱熹辭官的表述,也就是說,朱熹一生至少有二十七次辭官經歷,辭、力辭、又辭、再辭、辭不拜、以疾辭……這些字眼在傳中幾乎隨處可見,簡直是在做官的道路上不斷辭官。那么,朱熹作為科舉制度下的儒生,做官本是實現人生價值的正道,他為什么要捐棄正道而屢屢辭官呢?

    一、英烈后代,聰明早慧

    朱熹(11301200),字元晦,號晦庵,徽州婺源人(今江西婺源)。其父朱松,進士出身,官至吏部郎中。從很小的時候開始,朱熹就處處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早慧,剛學會講話,父親指天對他說:“這就是天。”他卻反問父親:“天的上面有何物?”朱松聽后,既意外,又驚喜。入塾后,老師教他《孝經》,他竟在書的扉頁題下:“不如此,非人也。”他與一群同齡孩子在沙地上玩,人家在堆沙山,他卻一個人獨坐一處,畫八卦圖。

    然而,天有不測風云,十四歲那年,父親去世。臨終,父親將朱熹母子托付好友建州崇安(今福建武夷山)劉子羽,并讓他投至胡憲、劉勉之、劉子翚諸位名儒門下學習。劉子羽感念好友舊情,收朱熹為義子,在自己的宅旁建造紫陽樓,供母子居住,并對朱熹如親子一樣悉心教養,讓朱熹有了良好的學習環境。

    通過學習,朱熹打下了扎實的儒學功底,通過生父和義父的言傳身教,又培養了他滿腔的愛國情懷,堅定的抗金思想。生父朱松,因為上書反對議和而被貶斥,抑郁而終;義父劉子羽,曾是南宋川陜前線的抗金名將,后因多次反對秦檜投降乞和,遭到報復和打擊,最后干脆辭官歸鄉,隱居崇安五夫里,不問世事,頤養天年,同時悉心教育少年朱熹,直到去世。

    朱熹是英烈的后代,那些父輩們的忠君愛國之思想、抗金未了之心愿,都一一在他少年的心里生根、發芽,漸漸成長了理想的參天大樹。

    二、初入仕途,成效不菲

    紹興十八年(1148),十九歲的朱熹考取了進士,授泉州同安縣(今廈門同安區)主簿,從此進入了南宋官場。在宋朝,主簿只是一個掌本縣官物出納、注銷簿書的九品小官。不過,朱熹的官雖小,眼光卻非常長遠,他以“敦禮義、厚風俗、劾吏奸、恤民隱”的理念履職奉公,勤政務實,還熱心于當地教育,挑選本縣德才兼優的人進入縣學做生員,自己當老師,每天給這些學生講授古圣先賢的“修己治人之道”,幾年下來,當地學風漸濃,民風漸淳,成效不菲。

    朱熹在同安一共干了五年,任滿后,宋高宗聞其賢名,召他赴京面見,朱熹以病辭謝。隨即,他正式拜理學家李侗為師,砥礪苦學,埋頭鉆研。李侗是楊時的學生,楊時又是程顥、程頤的學生,朱熹因此也就成了“二程”的三傳弟子,得以承襲“洛學”正統,為將來把儒學發揚光大,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此后一段時期,他在亦學亦教中過著自由自在的耕讀生活。然而,在心底,他卻從未停止對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思索。

    紹興三十二年(1162),宋高宗禪位養子趙昚,是為宋孝宗。宋孝宗鑒于朝廷對金的軟弱,試圖振作,因此廣開言路。朱熹先上書三札,后又應召到京入見,當場向宋孝宗提建議。歸納他的上書及面見所談,其大意有三:一者,建議宋孝宗留心格物致知、意誠心正之學,以應天下時務;二者,希望宋孝宗立紀綱,厲風俗,近君子,遠佞臣,勤勉治國,銳意進取;三者,力陳南宋與金有不共戴天之仇,若想恢復中原、振興國家,必須內修政教,外御強敵,并說:“非戰無以復仇,非守無以制勝”,強調抗金是國家和民族的唯一出路。

    然而,朱熹上此抗金主張之時,正好“隆興北伐”失敗,南宋被迫再次向金定割地賠款、俯首稱臣,所以,朱熹的主張最終未被采納。朝廷隨即任朱熹為武學博士,朱熹見自己的主張與朝廷政策不合,知道做官也無多少作為,遂辭官而歸,回到了居住地崇安。

    三、南康之任,暴得大名

    宋孝宗乾道年間(11651173),朱熹因其淵博的知識和創新的著述,引起朝野的廣泛關注,朝士頻頻推薦,朱熹卻頻頻辭官。參知政事(副宰相)陳俊卿、同知樞密院事劉珙、工部侍郎胡銓先后向朝廷推薦朱熹,朱熹以為母守喪未終推辭。

    三年丁憂結束,朝廷召入授官,朱熹以“祿不及養”(薪水不夠養活家人),辭。乾道九年,宰相梁克家推薦朱熹出任樞密院編修官,又辭。梁克家上奏宋孝宗說,朱熹屢召不起,淡薄權位,應予褒獎。宋孝宗說:“朱熹安貧樂道,謙讓可嘉。”為褒獎朱熹,特授他既輕松又有俸祿的祠官:主管臺州崇道觀。朱熹怕別人閑話“求退得進”,于心不安,再次推辭。直到淳熙元年(1174),才勉強接受。不久,宋孝宗又擬提拔朱熹為秘書郎,朱熹力辭,并自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閑職,歸鄉著書立說、教書育人去了。

    淳熙五年(1178),宋孝宗任命朱熹為南康軍任知軍,為了使他能夠接受此任,宋孝宗特降旨,讓他“便道之官”,意思是讓他不用入朝謝恩,由家直接赴任。朱熹又辭。這次,宋孝宗鐵了心要看看朱熹理論之外的實干才能,故盡管朱熹以身體有病為由,四上《免知南康軍狀》,反復推辭,但依然未得到宋孝宗的許可。朱熹無法,只得接受。

    對于政事,朱熹要么不接受,一旦接受任務,就會盡心竭力。當時南康軍屬江南東路,背倚廬山,面朝鄱陽湖,下轄星子、都昌、建昌三縣,治所置星子縣,素有“西江鎖鑰”之稱。南康軍固然位置重要,然而軍內土地貧瘠,人丁稀少,為改變窮鄉面貌,朱熹政教俱下,標本兼治,做了許多實事和好事。

    朱熹赴任后,正值南康久旱無雨,農田絕收,災情嚴重,為使天災不演變成人禍,救老百姓于水火,他將“荒政”作為一項重要的施政措施,多管齊下進行救助。他下令,丁錢、和買(政府春季貸款給農民,夏秋時令農民以絹償還)、役法諸事,凡有不利于老百姓生活的,悉數調整或革除。為了籌集救災糧錢,朱熹力勸部分南康富戶捐出救災糧食近兩萬石,老百姓終于安然度過了災年。為了感謝富戶們雪中送炭,他曾多次請求朝廷表彰獎賞這些“納粟人”。

    朱熹在知南康軍期間,還做了一件影響深遠的事情,那就是重建了星子縣境內位于廬山的白鹿洞書院。白鹿洞書院始建于南唐,當時號廬山國學,宋初在此建立書院,后毀于兵火。當時,官學的偏向功利化,士子以利祿為志趣、以沽釣為手段,讀書只為“稻粱謀”,與儒學當初所提倡的追求學問、探索知識、完善自我的初衷相背離,以致儒學凋零,人心不古,這讓朱熹痛心疾首。為此,他立志繼承儒學、改革儒學、復興儒學。他看到白鹿洞書院破敗不堪,遂向朝廷奏請重建書院,希望書院建成后,成為當時讀書人真正可以認真討論學問、發展和傳承儒學的精神殿堂。得到朝廷許可后,他隨即全身心投入到了書院的重建工作中去了。

    朱熹一是籌集了重建書院的專款;二是為書院購置了田產,當作書院運轉的資費來源;三是向各地廣泛征集書籍,作為書院藏書;四是延聘教師,除自己講學外,還聘請名師前來授課;五是制學規、定課程,撰寫《白鹿洞書院揭示》,作為教育方針和生員守則。書院建成后,廣大學子紛紛奔赴廬山,朱熹的教育思想逐漸發揚光大,而白鹿洞書院,也開始躋身“中國四大書院”,名重一時。

    四、履職浙東,全力救災

    淳熙八年(1181),全國大旱,老百姓處于水火之中,宋孝宗下旨讓監司、郡守條陳民間利弊。朱熹上疏說:“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,而恤民之本,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。”并歷數宋孝宗遠賢臣、近小人導致號令不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權臣之手的弊政,宋孝宗閱后大怒。時任宰相的趙雄向宋孝宗建言說:“士之好名,陛下疾之愈甚,則人之譽之愈眾,無乃適所以高之。不若因其長而用之,彼漸當事任,能否自見矣。”意思是說朱熹好名,皇帝越是批評和嫌棄他,他在士大夫間的聲譽反而越高,不如適當提拔重用,以職務和政事困住他,使他無暇說三道四,這樣,既能用其所長,又能讓其閉嘴。宋孝宗聽后,深以這種“升官封嘴”的辦法為然,隨即重用朱熹為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,不久,又以在南康救災有功,升任直秘閣,朱熹皆以“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”為由,力辭不就。

    淳熙八年(1181),宰相王淮推薦朱熹出任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,收到朝廷任命,朱熹“即日單車就道”,火速赴任。朱熹平時有官就辭,這次為何立刻接受,而且火速赴任呢?因為,當時浙東七州四十余縣久旱不雨,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饑荒,農田龜裂,老百姓處于水深火熱之中。朝廷鑒于朱熹救災經驗豐富,故將他調往浙東,以解燃眉之急。

    朱熹到任后,經過調研,采取了幾項緊急措施:一是下撥米錢賑濟災民。他先后申奏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石,錢九萬貫,又從衙州、婺州調撥義倉錢、明州義倉米救災。二是請求朝廷減免或緩收災區夏稅、秋苗丁錢。三是向朝廷爭取政策,推賞那些救災的富戶。四是打擊貪官,懲辦惡霸和救災不力者。通過這些舉措,有效地緩解了災情給老百姓帶來的損傷,頗見成效。

    后來,有不待見朱熹的同僚說他“疏于為政”,宋孝宗卻說:“朱熹政事卻有可觀。”這是宋孝宗對朱熹難得的一次好評。浙東事畢,朱熹又一次辭官而歸。

    五、得罪權貴,抑郁而終

    淳熙十四年(1187),宰相周必大推薦朱熹出任提點江西刑獄公事,他以疾辭,朝廷不許,只得赴任。他在入京奏事時曾向宋孝宗說了一番非常耿直的話語,他說:“陛下即位二十七年,因循荏苒,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。”接著反復分析宋孝宗在位期間的因循茍且、治國無效的根源,并提出改變現狀、振興國家的建議。可以說,南宋大臣之中,無一人講話比朱熹更耿直,他的話常人都無法接受,何況平時優越慣了的皇帝呢?

    然而,聽完朱熹的話后,宋孝宗竟然反常地沒有發怒,只是淡淡地說:“今當處卿清要,不復以州縣為煩也。”意思是你不是老辭官嗎?以后朝廷就順從了你,投閑置散,不再以政事為煩。宋孝宗對朱熹的態度,由此可見一斑。

    盡管宋孝宗對朱熹開始不冷不熱,但朱熹卻從不掛心,辭官照辭,建議照提,而且語氣依舊。不久,他又以口說未盡,向宋孝宗上疏,建議宋孝宗目前處理好六大要務,分別是:“輔翼太子,選任大臣,振舉綱紀,變化風俗,愛養民力,修明軍政。”疏入,依舊石沉大海。朱熹上書不久的淳熙十六年(1189),倦于朝政的宋孝宗,禪位于兒子趙惇(宋光宗),自己當上太上皇,一邊悠哉游哉去了。

    無論是宋光宗一朝,還是后來繼位的宋寧宗一朝,朱熹依然故我,凡有委任,少有拜命,辭、力辭、又辭、再辭、辭不拜等官語,成了他回復朝廷的口頭禪。不過,這并非朱熹無能,他對于朝廷任用,要么不接受,接受了必然干得風生水起。朱熹就是這樣,雖長時在野,卻心懷國家,對皇帝提意見和建議也是家常便飯,儼然以帝王師自居。而且,所講所系皆是國家民族的大事,無一絲富貴之圖、權位之戀。

    然而,朱熹在讀書人之間的影響,到底嚇壞了當政者。慶元二年(1196),監察御史沈繼祖彈劾朱熹“十大罪狀”,朝廷以此掀起了一場對朱熹和理學的清算,斥理學為“偽學”,朱熹為“偽學魁首”,朱子門人流放、坐牢者甚眾,史稱“慶元黨禁”。慶元六年(1200)春,朱熹在憂憤中去世,享年七十一歲。

     

    朱熹入仕較早,在南宋官場沉浮進出五十年,但真正任職從政的時間并不長,也就斷斷續續二十七年左右,而且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基層任職,其余的日子一直以各種理由辭官。他之所以屢屢辭官,既非所謂“求退得進”,更非沽名釣譽,這源于他對南宋朝廷因循茍且、屈辱忍讓、一隅偏安的深深失望。于是,他另辟蹊徑,集中精力著書育人,他希望潛心改造儒學,通過改造的儒學來改造時代的精神和心靈,繼而改造世界,他的理想高尚而遠大,他的影響廣泛而深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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